乍看起來，小小的一方院墻，幾十尊斑駁的墓碑，四百年的歷史，在中國文物中并算不得稀罕。但了解這段歷史，我們卻能清晰看見一群特殊的旅行家——近百人，跨越四百年的時間，從遙遠的歐洲，闖過九死一生的海上劫難，來到中國，來到北京，他們既是天主教神父，又是博學多聞的學者，溝通著中西文化的交融。可以說，明末清初，以利瑪竇為代表的傳教士之行旅中國，不僅是地理意義上的，更是文化意義、心靈意義上的行旅。而對滕公柵欄墓地的探訪，則成為我們對這一群特殊旅行家的追尋和致意。

看點1：墓碑主人，陣容華麗

　　1601年，利瑪竇和他的幾名隨從悄悄地走進了北京的朝陽門……從那以后，這個封閉帝國的都城居然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數(shù)以百計的西方傳教士來到這里，生活在這里，甚至死在這里，葬在這里。

　　滕公柵欄墓地因利瑪竇而出名，其實自1611年利瑪竇第一個入葬于這塊墓地起，相繼有鄧玉函、湯若望、南懷仁、郎世寧等數(shù)百位傳教士、科學家、畫家隨之靜臥于此，墓地面積也不斷擴大，成為明清以來西方傳教士在東方安息的一個最為集中的地方。現(xiàn)在墓地共保留了63名傳教士的墓碑，其中葡萄牙14人，意大利11人，德國6人，法國9人，比利時2人，捷克2人，瑞士2人，奧地利和斯洛文尼亞各1人及不明國籍者1人，另有14人為中國籍神父。

　　湯若望（德國）：順治皇帝的“洋瑪法”；制造各種觀象儀器是他的拿手好戲，故宮珍藏著他精制的一個小巧玲瓏的日晷。

　　南懷仁（比利時）：用滑輪和絞盤把為順治修建陵墓所用的巨型石料運過盧溝橋；視察京郊萬泉莊河道，疏通河道灌溉稻田；重建北京觀象臺。

　　紀理安（德國）：在紫禁城開辦了玻璃車間，造出了望遠鏡所用的鏡片，雍正辦公都離不開他制造的眼鏡；制作的地平經(jīng)緯儀陳列于北京古觀象臺。

　　戴進賢（德國）：天文學家，為觀象臺制造了璣衡撫辰儀。

　　郎世寧(意大利)：宮廷畫師，參與了圓明園內(nèi)歐式建筑和園林的設計工作。

　　費隱（奧地利）：主持重修圣若瑟堂，位于王府井的東堂。

　　鄧玉函（德國）：著有《奇器圖說》介紹西方機械。

看點2：墓碑的藝術(shù)美

　　柵欄墓地碑林的名望雖不及北京城內(nèi)孔廟碑林，但卻是北京地區(qū)墓地碑刻集中地之一，歷史久遠、數(shù)量眾多，中西合璧是其最大的藝術(shù)看點。

　　中西符號：碑文生動精致，以漢、滿、拉丁文字同刻于一碑之上，豎書的中國書法與橫書的拉丁文形成鮮明對比。從這些碑文中，能讀出來華傳教士在宮廷是如何恤死報勤、德業(yè)兼著。從石碑裝飾上，也處處可見中西文化、甚至天主教與佛教的和睦相處。東方的“龍”與西方的“主”同刻于墓碑上；代表天主教的拉丁文縮寫標志，各類花型拼成的十字架以及三釘楔狀紋，雕刻在碑首下方中央，宗教色彩濃烈；環(huán)繞其上的蟠龍則暗示著，西方宗教已在皇權(quán)庇蔭下順暢地傳播于中國大地。

　　碑座天堂圖：留心碑座，會發(fā)現(xiàn)上面的浮雕內(nèi)容相當豐富，山川、云涯、海洋、森林、走獸、飛鳥、花草等。對于傳教士，當時人們有很多不解和疑惑，當他們擺脫塵世去見天主后，人們多從佛家理論出發(fā)，認為是現(xiàn)世苦難的終止，于是為他們設計了充滿中國特色的“天堂圖”，以中國的審美觀來表達祝福。因而十字架下，佛教花紋和隱喻坦然并存，體現(xiàn)著中外人士對彼岸世界的認同。

　　龍的世界：柵欄墓地堪稱“龍的世界”，保存至今的有石門4條、小園26條、大園240條，共270條龍。這在所有西方傳教士墓地中，恐怕是絕無僅有的。重點可留意小墓園內(nèi)的3塊倒品字形墓碑，利瑪竇墓碑居中，湯若望和南懷仁的墓碑佇立于左右兩側(cè)。利瑪竇碑最為典型，碑首陽面陰面各兩條蟠龍，龍首分別向下，形成碑首的左右底邊，龍神圓潤，相互纏繞，向上組成極富立體感的波浪形。碑身的四周長方形鑲邊上也雕刻著10條小龍，這是對利瑪竇的一種特殊禮遇，加上碑首4條蟠龍，利瑪竇碑通體共有雕龍14條。此外，大墓園的60塊墓碑碑首，也飾以祥云、瑞草或蟠龍、游龍圖案。

看點3：湯若望的石羊

　　在墓地大門前的樹叢下，靜臥著一只大理石雕成的石羊。它顯然是一只失群的羊——是湯若望墓前石雕飾物中幸存的一個。自利瑪竇去世后，能與利瑪竇齊名的就是這位德國傳教士。使墓地得以擴大的，也正是他。湯若望在中國度過48年生涯，輾轉(zhuǎn)于廣東、江西、浙江、陜西等省。順治看重的是他在制定新歷法過程中所表現(xiàn)出來的非凡才華，并在利瑪竇墓另賜他一塊墓地。湯若望的墓碑與利瑪竇的墓碑不同，不僅鐫刻了皇帝親筆撰寫的祭文，而且碑文除了有中文、拉丁文之外，還有滿文。這只失群的羊與現(xiàn)存的石碑一樣，是歷盡滄桑的幸存者之一，是一個沉默而又雄辯的見證。

看點4：恥辱碑

　　大墓園入門右手處的院墻嵌了一塊石碑，碑文寫道“此處乃欽賜天主教歷代傳教士之塋地。光緒二十六年拳匪肇亂，焚堂決墓，伐樹碎碑，踐為土平。議和之后，中國朝廷為已亡諸教士雪侮滌恥，特發(fā)帑銀一萬兩，重新修建。勤于貞珉，永為殷鑒。”從碑文看，這塊隱蔽的石碑身世復雜。

　　19世紀以后，原本神圣的十字架墮落為商品和炮艦的附屬物。這時，很多傳教士完全拋棄了前輩的傳統(tǒng)，顯露出殖民主義的嘴臉，叫囂著“只有戰(zhàn)爭能開放中國給基督”，“每一個山頭和每一個山谷中都樹起光輝的十字架”，“在殖民地修建教堂、駐扎傳教士，就像修建兵營、駐扎軍隊一樣必要”，“一個傳教士抵得上一營軍隊”。在義和團反洋人、反洋教的高潮中，滕公柵欄墓地被毀。1901年，清政府簽證《辛丑條約》，出銀1萬兩，重修了柵欄墓地，還被迫專門立了這塊所謂“滌垢雪侮”而實際是銘刻恥辱的石碑。

看點5：曾經(jīng)的馬尾溝教堂

　　墓地甬道南端的石門左側(cè)嵌了一塊石板，寫道“馬尾溝教堂石門于一九九三年十月由原址向北移位一百五十八點四米到此，并進行修繕。”可是，向南看去，150米遠是黨校職工食堂，根本沒有教堂，那么上面所說的馬尾溝教堂呢？

　　原來，在簽訂《辛丑條約》后，清政府被迫建立了馬尾溝教堂。但在1973年，在那個“科學技術(shù)是糞土，外國人是帝國主義，天主教更屬反動”的年代里，教堂又被拆除。1993年，位于黨校南墻的原教堂的小石門被移至利瑪竇墓地的南面。門額題“欽賜”二字，左列滿文，證明是清代所制。遺憾的是，如今只留下了門柱內(nèi)左右底座及中間依稀可見的門墩，卻無法找到那兩扇石門。

看點6：墓碑的傷痕

　　如今的墓碑可謂傷痕累累，除了惋惜，從這些傷痕中卻也能讀出一番近代史。義和團運動中，柵欄墓地遭到洗劫，墓碑被推倒、砸碎，墓穴被挖開，建筑被毀壞。《辛丑條約》后，墓地重修，除了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龍華民、徐日升、索智能等6人的墓碑單獨立起外，剩下的77尊墓碑被遷入新建的馬尾溝教堂外墻。然而，到了“文革”，紅衛(wèi)兵又讓3天內(nèi)拆掉墓碑，當時在黨校負責房管的一名工作人員急中生智，提出將利瑪竇等人的墓碑埋起來，令其“永世不得翻身”。紅衛(wèi)兵認同了這個頗有創(chuàng)意的想法，于是利瑪竇墓地雖然消失了，但墓碑卻被保存了下來。1979年，三位神父的墓碑被挖出時，利瑪竇墓碑的正面被鉆了若干小洞；湯若望、南懷仁的碑是斷裂的。后將利瑪竇的碑正面磨平后重刻，湯若望、南懷仁的碑分別用樹脂膠粘好，修復歷時一年。1984年，黨校出資擴建了傳教士墓地，在利瑪竇等三人的墓地東側(cè)專辟一院，才將散落在院中的60尊石碑重新立了起來。就這樣，柵欄墓地先后經(jīng)歷了兩次大毀，兩次大修。

看點7：黨校與教堂，并行不悖

　　建國后，北京西郊日漸繁華。在阜成門外僅2公里的地方保留這處墓地，已經(jīng)顯得不合時宜。1954年，北京市委黨校開始籌建，看中了這處距市區(qū)不遠、而又安靜蔥郁的地方。北京市政府將西郊西北旺一塊土地辟為新的天主教墓地，以換取這處地產(chǎn)；還用10萬元購買了山字樓和口字樓兩棟建筑，安置了部分無業(yè)神職人員的生活。對于墓地的處理，黨校與北京天主教愛國會之間發(fā)生了分歧。黨校主張將墳墓全部遷走，而教會認為，這樣做會傷害教徒的感情。據(jù)當時黨校負責基建的老同志回憶，是周恩來總理親自做出決定，將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三人的墓碑仍保留在原址，龍華民、徐日升、索智能等三人的墓碑移至教堂后院，其他800余個墓碑遷至西北旺。教堂不僅保留，而且還照常舉行宗教活動。于是，傳授無神論的共產(chǎn)黨干部學校與傳播有神論的教堂和平共處，相安無事。每逢禮拜天，鐘聲一響，遠近教民熙攘地聚在教堂里，唱圣歌，聽布道。黨校學員每每路過這里，好奇地隔窗張望，或干脆走進教堂，觀看這些信男信女如何崇拜他們的主。

看點8：口字樓+山字樓

　　曾經(jīng)的教會產(chǎn)業(yè)：墓地南行約50米有一座平面圖形似“口”字的建筑，墓地西行約150米還有一座平面圖形似“山”字的建筑。兩樓與墓地遙相對應，呈鼎足之勢。其實，這兩棟建筑人們并不陌生，極具素描感的畫面常出現(xiàn)在影視作品中。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馬小軍就是在口字樓的一個房間，第一次用望遠鏡看到米蘭那抹炫麗的微笑。

　　口字樓，1903年建，曾作為法屬遣使會修道院。1926年，口字樓里創(chuàng)辦了“文聲大修道院”，來自北京和華北地區(qū)的修士在這里攻讀哲學、神學，這里成了培養(yǎng)中國籍司鐸的高等學府。到解放前夕，修道院有學生100多人，負責管理和教學的外籍神父有八九人。1948年，國民黨軍隊將口字樓修道院變成了一座軍營，他們在這里挖戰(zhàn)壕，修道院也在那時被置于火線之上。山字樓，1910年建，作為法國圣母會總院。樓南建了葡萄酒廠，專門生產(chǎn)做彌撒用的葡萄酒，同時還設有為居住在此的宗教人士提供副食的菜園和菜窖。于是，柵欄墓地逐漸發(fā)展成了一處以墓地為主，包括有教堂、神學院、教會學校等多功能的天主教教會產(chǎn)業(yè)。葬入這里的中外籍神父、修女以及非神職的外國人也越來越多了。

　　老建筑的記憶再造：建國后，北京市委黨校籌建，這兩棟樓成為了職工宿舍。上世紀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黨校幼兒園曾安置在口字樓一層，這個建筑包圍起來的四合院里有滑梯、秋千、轉(zhuǎn)椅、龍船……職工子弟就在這個百年前曾是聚滿信徒、手捧圣經(jīng)的院子里戲耍度日。而如今，這里已顯頹敗，僅是一個棲身之所。簡易的家具用最緊湊的方式羅列著，潮濕的墻壁長了黑色的霉斑，審美變得無關(guān)緊要，房屋與生活以一種簡單生硬的方式粘接著。人口塞滿了所有房間，此時的修道院已成為集體宿舍。“過去”與“現(xiàn)在”徹底斷絕了關(guān)系，這是我們拜訪于此，不得不面對的問題。

　　對老建筑的改造再利用，并不拘泥于歷史遺產(chǎn)保護的嚴苛限定，而是通過對歷史信息的尊重與自身特色的定位，從現(xiàn)狀中尋求答案，來獲得發(fā)展空間。老房子的存在跨越了不同的社會形態(tài)，適應了不同時期、不同使用者的需要。如何為它尋找恰當?shù)挠猛荆�使它的重要性得以最大限度的保存和再現(xiàn)？在老房子功能演化的過程中，與柵欄墓地相關(guān)的信息傳遞的缺失，確實是種遺憾。是否可以在老房子中辟出一部分空間作為陳列館，或是小型博物館，使得人們能夠更全面地看到曾在這里上演的一幕幕故事？值得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