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故居

魯迅故居院內環境  圖片來源：新華社

　　出阜成門地鐵站，東行一程，再往北轉，喧鬧聲漸少。兩溜老舊的平房間有一扇朱紅色的大門，那就是魯迅故居——阜成門內西三條21號。故居是一座青瓦灰墻的小四合院，東墻上掛著“西三條胡同21號”的門牌還能依稀辨認。再旁邊，是郭沫若寫的“魯迅故居”的牌子。魯迅離開北京后，他的母親和他在老家的妻子朱安女士一直在這里生活，直至她們相繼去世。1947年6月，魯迅原配夫人朱安病故，當魯迅故居面臨國民黨劫收的危難之時，王冶秋、徐盈、劉清揚、吳立恒等人通過北平地方法院以“查封”的方式，將這座故居保護下來。

故居景象

故居院內魯迅于1925年4月5日手植的白丁香 圖片來源：新華社

魯迅故居后院內的水井，一只小貓正在旁邊玩耍  圖片來源：新華社

故居內魯迅當年的臥室兼工作室內陳設 圖片來源：新華社

　　從正門進去，是很小的一個院子。北邊是他的母親和妻子朱安的臥室，西邊是廚房，東邊是女工們的臥室，南邊是魯迅會客和藏書的地方。堂屋的后面，接出的一間小房子，是魯迅的臥室兼工作室。后院的中心，果然有一口他親自打鑿的苦井。現在周圍圍上了白色的柵欄，非常的顯眼。只是井上被兩塊大石板蓋住，不知道是否還有井水。故居接待員笑著回答說：“北京近年地下水都普遍下沉，井里早沒水了！”

　　“在我的后園，可以看見墻外有兩株樹。一棵是棗樹，還有一棵也是棗樹……”這是魯迅在散文《秋夜》一開頭說的兩句話。 站在魯迅故居的后園里朝遠處望，我沒有看到棗樹，看到的是樓房和遠處灰蒙蒙的天空。故居的前院和后小院的通道處，倒是有兩棵棗樹，由于無人采摘，棗樹上結滿了熟透的棗子，許多都掉落在地上，在土里腐爛了。 一旁的接待人員說：“那兩棵當年的棗樹都沒了，這幾棵，是后來補種上去的。” 棗樹沒了，魯迅也沒了，留下來的是那些立在原地、傻呆呆等著主人回來的房子，以及魯迅當年手植的丁香。它們已歷經了70多年的風雨，枝繁葉茂，快遮擋住了院子里的天空。

　　在此居住期間，魯迅完成了《華蓋集》、《華蓋集續編》、《野草》三本文集和《彷徨》、《朝花夕拾》、《墳》中的一部分文章，印行了《中國小說史略》、《熱風》等著作，同時還主持編輯了《語絲》、《莽原》等周刊雜志。80多年過去，如今這所簡樸的北京普通小四合院，已成為北京魯迅博物館的一個組成部分，每日里迎接各地慕名而來的訪客。

魯迅故居所在的北京魯迅博物館內的魯迅雕像  圖片來源：新華社

參觀須知

　　開放時間：9:00—15:30（周一閉館）成人：5元 學生：3元

　　免費參觀須知

　　一、提前預約登記（30人以上）的大、中、小學生集體參觀免費。

　　二、家長陪同的中、小學生（學生免票）。

　　三、持有效證件的教師、軍人、殘疾人、老年人（60歲以上）及享受城市低保的人員免費。

　　乘車路線

　　地鐵環線：阜成門站B出口

　　電 車：102、103、101路

　　公交車：13、19、21、42、44、46、56、121、335、336、387、409、603、604、650、702、709、716、812、814、816、823、846、850、855、運通（102、106）

　　地址：西城區阜內大街宮門口二條1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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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五十生辰全家合影 圖片來源：紹興網

　　周樹人（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浙江紹興人，字豫才。原名周樟壽，1898年改為周樹人，字豫山、豫亭。以筆名魯迅聞名于世。魯迅的作品包括雜文、短篇小說、評論、散文、翻譯作品，對于“五四運動”以后的中國文學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毛澤東主席評價他是偉大的無產階級的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也被人民稱為“民族魂”；中年以后的魯迅先生時常穿一件樸素的中式長衫，頭發像刷子一樣直豎，濃密的胡須形成了一個隸書的“一”字。魯迅先生一生寫作計有600萬字，其中著作約500萬字，輯校和書信約100萬字。

魯迅與郭沫若

　　說到魯迅故居以及魯迅博物館，就不能不提到郭沫若。第一次明確提出建立魯迅博物館的是郭沫若，他在1945年10月19日《新華日報》上發表的《我建議》一文中說：“我建議：應該設立魯迅博物館。凡是關于魯迅的資料，他的生活歷史，日常生活狀態，讀的書，著的書，原稿，譯稿，筆記，日記，書簡，照片，等等；還有關于他的研究，無論本國的或外國的；都專門蒐集起來，分門別類地陳列。讓研究魯迅者，讓景仰魯迅者的人民大眾得以瞻仰。這博物館可建立于上海，北平，廣州。資料可以分別陳列，不能分割的可用照片。……”魯迅與郭沫若還曾經有過一段筆墨之爭。

　　1920年10月，郭沫若在《學燈》增刊上，第一次讀到魯迅的小說，那就是《頭發的故事》。他認為魯迅的觀察很深刻，筆調很簡練，又“覺得他的感觸太枯燥，色調暗淡，總有點和自己的趣味相反駁”。郭沫若還坦言，這種感覺“直到他的《吶喊》為止”。

　　正因如此，當郁達夫勸他讀《故鄉》和《阿Q正傳》時，他沒有再去讀了。他說：“但我終是怠慢了，失掉了讀的機會。以后的著作便差不多連書名都不清楚了。”不過，他在評價魯迅小說和周作人譯作時，明顯地尊重魯迅的小說，認為小說為“處女”，譯文為“媒婆”，“處女應當尊重，媒婆應當稍加遏抑”。

　　魯迅卻不領這個情，他說，郭沫若的主張，“我是見過的，但意見不能相同，總以為處女并不妨去做媒婆”。“我終于并不藐視翻譯。”魯迅由此談到了郭沫若的翻譯風格，委婉地批評道：“我對于郭沫若先生的翻譯，不大放心，他太聰明，又膽大。”

　　1921年，郭沫若、成仿吾、郁達夫等成立創造社。成仿吾等年輕氣盛，撰文批評魯迅的《吶喊》。魯迅對此極不高興，說：“他的‘庸俗’的罪名，幾斧砍殺了《吶喊》，只推《不周山》為佳作——自然也仍有不好的地方。”成仿吾不是贊許《不周山》嗎，那么，《吶喊》二版時，魯迅就偏偏刪去《不周山》，以“向這位‘魂靈’回敬了當頭一棒”。

　　1927年10月，魯迅偕許廣平從廣州來到上海，經過一段時間的思考，已有意與創造社和好，他在致李霽野的信中說：“創造社和我們，現在感情似乎很好。他們在南方頗受壓迫了，可嘆。看現在文藝方面用力的，似只有創造，未名，沉鐘三社，別的沒有，這三社若沉默，中國全國真成了沙漠了。”他們終于想到一起，都主張恢復《創造周報》，以“作為共同園地”。可是，成仿吾去了一趟日本，聯合的計劃便突然產生變化。日本的左傾文學，使成仿吾更加理直氣壯。他和李初犁、馮乃超等人，反對聯合魯迅，認為魯迅的文學思想與革命文學大相徑庭。

　　創造社責難魯迅的文章，一篇接著一篇，甚至以魯迅的籍貫、家族等作為奚落的資料。他們強加于魯迅的是：“代表著有閑的資產階級，或者睡在鼓里的小資產階級”；他們甚至使用漫罵的語言：“惹出了我們文壇的老騎士魯迅出來獻一場亂舞。現在就讓我們來看他這老態龍鐘的亂舞罷。”

　　郭沫若以杜荃的筆名在《創造月刊》發表《文藝戰線上的封建余孽》，說，魯迅“像這樣尊重籍貫，尊重家族，尊重年紀，甚至于尊重自己的身體發膚，這完全是封建時代的信念！”

　　魯迅和陳源、高長虹爭論時，郭沫若還多少理解一點魯迅，可此時的郭沫若反說他們都是非正義的，甚至意氣地將魯迅和陳源、高長虹的論戰，喻之為“帝國主義者間因利害沖突而戰”，是“猩猩和猩猩戰，人可以從旁批判它們的曲直，誰個會去幫助哪一個猩猩？”為稱快一時，他甚至對魯迅作出這樣的結論：“資本主義以前的一個余孽”，“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諦)”。

　　魯迅心中雖然也不免凄婉，但還是采取了冷靜的態度，所進行的反擊也僅僅是只言片語，而不是連篇累牘，終不失為仁者風度、長者胸懷。

　　至今，他們之間還有一段難以厘清的懸案。上世紀20年代初，法國作家羅曼·羅蘭致魯迅信，因寄創造社而了無著落。1933年12月19日，魯迅在致姚克的信中談及此事：“羅蘭的評語，我想將永遠找不到。據譯者敬隱漁說，那是一封信，他便寄給創造社——他久在法國，不知道這就是很討厭我的——請他們發表，而從此就永無下落。”

　　后來，他還向增田涉談及此事。增田涉在《臺灣文藝》發表《魯迅傳》，披露此事。郭沫若讀后極為惱怒，立刻在《臺灣文藝》發表《魯迅傳中的誤謬》，以自作辨正。魯迅在未讀到此文前，即料到郭沫若的態度，他寫信告訴增田涉：“《臺灣文藝》我覺得乏味。郭君要說些什么罷？這位先生是盡力保衛自己光榮的舊旗的豪杰。”

　　1936年，魯迅的肺病日見深重、體質每況愈下，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發生了“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和“國防文學”的口號之爭。“國防文學”的口號是周揚、夏衍等人最早提出，并作為上海進步文藝界的統一政策。

　　最初，郭沫若對“國防文學”的口號，也有不甚了了之處，認為“國是蔣介石統治著”，所以，“用‘國防’二字來概括文藝創作，恐怕不妥”。但他最終還是接受了“國防文學”口號，而不同意“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認為魯迅等人“標新立異”所提出的口號，“是錯誤了的理論和舉動”。

　　魯迅等在提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時，本想和郭沫若商量，但是，正如魯迅所說，由于“郭沫若先生遠在日本，被偵探監視著，連去信商問也不方便”。

　　這年8月上旬，魯迅寫出《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統一戰線問題》，對兩個口號之爭發表了系統的意見。魯迅信中的一段話說：“我和郭沫若、茅盾兩位，或相識，或未嘗一面，或未沖突，或曾用筆墨相譏，但大戰斗卻都為著同一的目標，決不日夜記著個人的恩怨。然而小報卻偏喜歡記些魯比茅如何，郭對魯又怎樣，好象我們只在爭座位，斗法寶。”

　　郭沫若讀后深感愧疚，對魯迅“態度很鮮明，見解也很正確”的觀點，表示“徹底佩服”。8月30日，郭沫若不畏酷暑，打著赤膊，在大汗淋漓中寫成《搜苗的檢閱》，有意向魯迅表示歉意，他說：“我自己究竟要比魯迅先生年輕些，加以素不相識，而又相隔很遠，對于先生便每每妄生揣測，就如這次的糾紛吧，我在未讀到那篇萬言書之前，實在沒有摩觸到先生的真意。讀了之后才明白先生實在是一位寬懷大量的人，是‘決不日夜記著個人的恩怨’的。因此我便感覺著問題解決的曙光。”

　　相逢一笑泯恩仇。他們間的誤解本可以煙消云散，可是，死神卻一步步地逼近魯迅，10月19日凌晨5時25分，魯迅在上海的寓所病逝。郭沫若和魯迅終未謀面，他們之間的隔閡也沒能冰釋，這成為郭沫若一生的悔恨。

　　魯迅先生逝世后，郭沫若曾作一挽聯：“方懸四月，疊墜雙星，東亞西歐同殞淚；欽誦二心，憾于一面，南天北地遍招魂。”魯迅先生逝世10年后，郭沫若著文紀念，再一次為自己未能與魯迅謀面而追悔莫及。他說：“自己實在有點后悔，不該增上傲慢，和這樣一位值得請教的大師，在生前竟失掉了見面的機會。”“我與魯迅的見面，真的可以說是失之交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