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崔要離開央視了？

　　今年兩會前夕媒體突然爆料，崔永元要去做一個口述歷史研究者，可能調離央視。作為一個深受觀眾歡迎、知名度很高的主持人，他為什么要離開？

　　也許人們還記得，10年前崔永元突然離開了央視重要欄目《實話實說》，之后人們才知道他患了重度抑郁癥。雖一年后康復并新創了《小崔說事》和《電影傳奇》等欄目，但崔永元的輝煌時代似乎漸行漸遠。外界也傳他在央視越來越邊緣化了，因為在央視男主持人中，與他同時代的水均益、白巖松等人，個個似乎都還干得風生水起。過了今年2月20日，崔永元的人生就翻開第五十歲的日歷。步入“知天命”之年的他，對外界的猜測和傳言不屑一顧，對自己的人生抉擇，他談得更多的是責任和興趣。

　　本期陣眼

　　“為什么會抑郁？就是老想不該想的事。現在為什么快樂，就是不想那些事，只想怎么把該做的事情做好。 ”“多年以后，我和哥哥、姐姐相繼參加工作，得到的共同評價是善良、老實，甚至有些窩囊。 ”“也不是不能讓自己過得舒服點，舒服的方式就是妥協，但我要的是‘寧死不屈’。 ”“因為我不知道后面還能走多長，我覺得現在就是我最難的時候。 ”

　　從1996年3月起，央視推出一檔全新談話類節目《實話實說》。節目中，人們看到了一個不一樣的主持人：他長相“有些困難”，說話也難字正腔圓，隨意得“如鄰居大媽的兒子”，但就是這個兩眼一瞇、嘴角一彎、微微露出點“壞笑”的男人傾倒了無數觀眾。大家給主持人崔永元起了個親切的稱呼——“小崔”。崔永元的出現，讓中國人對節目主持人的形象有了新的認識。近日記者專訪了崔永元。如今，“小崔”已變成了“老崔”，但有一點始終沒變，他還是那樣的言語犀利、敢說真話。

　　新的方向 迷上了口述歷史

　　近幾年，大家知道崔永元主持了很多欄目，但大多數人并不知道這只是他工作的很小一部分。他把大量精力都投入到“寂寞”的口述歷史的資料整理中。采訪中他不止一次提到，自己在和時間賽跑，否則耽誤一天，歷史上就少了一個或幾個歷史見證人。

　　2001年崔永元去日本NHK電視臺訪問，看到人家有口述歷史資料庫，據說里面關于中國的內容非常豐富。他試著讓管理員找一下張學良的資料。“很快，工作人員就調出一段張學良發表演講的‘視頻’，整整30分鐘，時間是‘九一八’事變后第三天。張學良在演講中說：‘委員長說，兩年之內，不把日本人趕出滿洲，就辭職。’”這段視頻給崔永元很大的刺激。“我很驚訝，日本有海量的口述歷史材料，而且很多和中國有關。我覺得中央電視臺的歷史素材就特別少，想編個片子，什么都缺。我開始很希望臺里也能建這么一個，可能是我表述得不清楚吧，大家似乎不知道我想建個什么，也沒有人理。 ”于是，從2002年開始，崔永元就扎進歷史堆里出不來了。他組建了記者團隊，采訪了電影、音樂、戰爭、外交、知青、民營企業等六大類，共計4000人的口述歷史，先后開辦了《電影傳奇》欄目，制作了《我的長征》、《我的祖國》、《我的抗戰》等一系列專題片。

　　崔永元有時也會想，2002年時自己為什么會患病？“就是老想不該想的事。現在為什么快樂，就是不想那些事，只想怎么把該做的事情做好。可能大家會說以前我在電視上很光鮮，做口述歷史成為了幕后者，會很孤獨。其實做起來就知道，這件事意義更大。 ”

　　2012年2月27日，媒體刊出消息，中國傳媒大學與崔永元合作成立口述歷史研究中心及口述歷史博物館，并舉行簽約儀式。

　　為啥抑郁

　　做《實話實說》的時候力不從心

　　回想自己在央視的十幾年，崔永元如今最留戀的，還是他剛剛做《實話實說》的那段時光。他也曾虛榮過。

　　崔永元說，是先有了《實話實說》欄目的這個團隊，之后才有了他。而那個團隊對他影響非常深遠。他如今仍記憶深刻，和一批北京文化圈里的著名學者，如楊東平、鄭也夫、周孝正、陸建華、鄺陽等，湊在北京西城區絨線胡同的一個小院里，大家抽著煙，爭執得昏天黑地，哪個對哪個不對，他就聽著，“聽得腦袋都大了，因為那是比較高級別的爭論，經常聽不懂”。等大家侃得差不多了，想起了身邊的主持人崔永元。“好！這期節目就行了吧？明白了吧？”崔永元覺得，那個時候就很痛苦，因為看不懂，也聽不太明白。他坦言，干《實話實說》以后，天天繃在心里的念頭都是“知恥而后勇”。更苦的是，到演播室的嘉賓都才華橫溢，不要說對話，能聽懂對方說什么就不易，畢竟隔行如隔山。當年央視采用的是“放飛式管理方法”，讓一只乳鴿與蒼鷹并行翻飛，一爭高低，不怕你不喊力不從心。 2002年，崔永元患上了抑郁癥。

　　2003年，病情好轉的崔永元又新創了節目《小崔說事》，但并未讓人們感到太大的驚喜。外界開始傳言崔永元與央視有矛盾，但在他看來，這些都是媒體制造的八卦。崔永元說他痛恨“公共電視”走向“庸俗化”，他拒絕拿自己的節目跟選秀節目比收視率。

　　也可能是到了一定年齡，崔永元說自己想的事情不一樣了，不再追求什么高出鏡率、在多高的階層顯擺，“對那玩意兒沒有興趣了，到了這個歲數，再加上我做口述歷史，我接觸的都是這些人，喜怒哀樂見太多了，淡了”。

　　青春歲月

　　“絕不能撒謊”的童年

　　“小時候挨母親的打就像家常便飯”

　　1963年，崔永元出生于天津，是家里4個孩子中的老幺，上面有兩個哥哥一個姐姐。崔永元3歲那年，兄妹4人在母親的帶領下，隨父親所在部隊遷往北京的房山縣良鄉。

　　崔永元總說，父親是部隊的政委，是對自己影響最大的人。因為父親隨工程部隊常年在外，4個孩子的教養重任最終落在母親身上。對于他們的“大錯不犯、小錯不斷”，母親傷透了腦筋，常以“打”為上策，希望能“通過傷皮肉觸及靈魂”。崔永元說：“小時候挨母親的打就像家常便飯。 ”

　　一次在上學的路上，崔永元和幾個同學撿到一條白紗巾。那時候，紗巾算得上是奢侈品，幾個同學將它在手里傳了一圈，又傳回到崔永元手中。到了學校，他將紗巾交給老師，“還因為拾金不昧受到了表揚。 ”沒想到，“貪功”為自己埋下了“禍根”。

　　傍晚，崔永元剛走進家門，就發現母親表情嚴肅地端坐著。接下來的對話，他至今記得清清楚楚。“紗巾誰撿的？”“我撿的。”“當時有別人嗎？”“有。”“幾個人？”“3個。”“那怎么說是你撿的？ ”母親大吼一聲，便手執笤帚劈頭蓋臉朝他打過來。一會兒，笤帚被打散了，母親一邊歇手，一邊開始了第二輪問詢。“為什么撒謊？為什么說是自己撿的？”“我沒撒謊，我覺得就是我撿的。”“你覺得？別人都看見了！撒謊是品質問題，從小品質不好，長大就得蹲監獄，你知道嗎？”“知道。”“知道為什么還撒謊？”“我沒撒謊……”第二輪痛打又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