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剛

最近幾年，評論家兼職寫小說幾乎成為一股熱潮，從李敬澤、吳亮，到王宏圖、李云雷，再到梁鴻、項靜，一時間可謂熱鬧非凡。趁此熱潮，不甘寂寞的房偉也興致勃勃地加入了青年作家的行列。與多數跨界寫作者不同的是，房偉小說最初的創作緣起，或可追溯到他手頭的某個與抗戰相關的研究課題。為了研究的順利開展，只見他穿梭游走在山東乃至全國各地的檔案館，四處搜集抗戰史料。在做學術之余，相關的積累卻在不經意間為其小說創作準備了殊為可貴的寫作材料。事實也證明，他的那些以抗日戰爭為背景的小說，終究為他“用文學觸摸歷史的褶皺”提供了便利。

尋找歷史敘事精神

在房偉看來，好的歷史小說應該具有的標準首先在于，擁有一種獨特的地域主體特質。為此，他的多篇小說堪稱魯南地域書寫的集中展示，所有的抗戰故事幾乎都圍繞此地展開；其次，好的歷史小說善于處理歷史的偶然性、細節和總體的關系，善于賦予歷史以文學的光芒與魅力。房偉顯然對傳統小說拘泥“正史”心存不滿，而他以小說之姿來書寫歷史，也寄寓著不小的藝術野心，正所謂稗官野史亦可“補正史之闕”。為此，房偉以四處搜羅的抗戰資料為據，將抽象干癟的歷史具象化、場景化，帶領我們去感受歷史的氛圍，勘探戰爭的橫截面，描摹普通人的生命瞬間，進而竭力捕捉歷史幽微之處的逸聞和傳奇。當然，這里最重要的還是于歷史小說的史實之外，對于歷史中個體人性的關懷。如房偉所言的，“尊重史實，尊重人性，在尊重生命個體的基礎上凸顯歷史偉力，同時，在歷史波瀾壯闊或平靜如水的歲月之中，尋找偉大的歷史敘事精神”。這便是他所稱之的“歷史理性精神”。

正是這樣的歷史書寫方式，令房偉的小說寫作得心應手。對他來說，即便只是史料檔案里的只言片語，也終究會被演繹得精彩絕倫。小說《中國野人》當然源于真實的歷史事件：1944年秋，山東高密農民劉連仁被抓到日本做勞工。而后他得以逃出魔窟，躲進北海道的原始森林，開始了13年的“野人”生涯。單就故事而言，大歷史中類似的傳奇段落已然足夠動人，但房偉顯然并不僅僅矚目于故事的表層，而是試圖在對人物內心世界的描摹中，抵達小說更具沖擊力的情感維度。于是，這個北海道的“中國魯濱遜”故事，似乎就與時代，與戰爭拉開了距離，而關乎著生命和民族尊嚴，關乎著浮世歲月里個體面對的浩瀚的孤獨。

竭力捕捉人性節點

值得注意的是，在傳奇和逸聞之外，房偉總是竭力捕捉故事本身的人性節點。他尤其善于在故事的描繪中，精準把握和拿捏人性的諸種狀態，為此他總是不厭其煩地探索歷史中人的內心世界。在他的引領下，我們得以洞見人性晦暗之處的種種真相。《花火》里攜款潛逃的參謀長，他的倦怠與懷疑令人震驚，而他的恐懼和虛無，更是將其推向絕望的境地，人性的起伏驚心動魄。《小太君》里的金娣與黑木星羽的朦朧愛戀，唯美而抒情的筆調讓人難以忘懷，這也是抗戰故事中難得一見的人性亮色。然而他們的愛情，也不出所料地被戰爭和民族大義所摧毀。《鬼子妮》里山櫻花的爹，那個當醫生的“山大爺”，其實是“日本鬼子兵”山崎俊。小說里的日軍及其后裔，終究遭遇了“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命運。

依據這種人性的深度，小說會不由自主地呈現出“別樣的歷史”。比如，房偉的筆下，顯然活躍著一群熱愛和平的日本軍人，戰爭年月里無盡的殺戮，人性的泯滅，讓他們倦怠頹唐。他們厭惡戰爭，多愁善感，甚至開始厭棄自己的生命。小說隨著鏡頭的切入，緊貼人物的內心世界。而那些離奇的故事，則總是被寄予濃厚的情感。在他這里，每一個尋常的小人物，都胸有萬千丘壑。他們纖細的情感，內心的煎熬，與自我的殊死搏斗，都展現得淋漓盡致。如《副領事》的副領事，亦有反戰分子內心的苦悶，這便頗有些類似于《南京！南京！》里的角川。《幽靈軍》里的長谷川信彥，只是歷史角落里的籍籍無名之輩，卻也飽受戰爭之苦。這個孤獨可悲的武士，“他的敵人，不是川軍，也不是數不清的支那部隊，而是世界的無意義”。

展現多樣美學追求

當然，房偉也會竭力在他的抗戰故事之外，逐漸展現他多樣的美學追求，這也使他的小說具有了豐富的韻味。《殺胡》彌漫著一層亦真亦幻的濃霧。小說由梁漱溟的日記，引向抗戰年代的一則逸聞，又導向亦真亦幻的胡族傳說。《指南》篇幅不長，卻蘊藏著某種意想不到的神來之筆，小說以革命歷史與游戲的奇妙混合，在現實和歷史之間架起了一座詩性的橋梁。而最有意思的無疑是《獵舌師》，小說無疑是一幕將餐桌視為戰場的復仇故事。茍且偷生的駱安寧，終于領略到國恨家仇得報的快意。小說用大量篇幅敘述了淮揚菜、日本料理、西餐的加工制作過程，詳盡描繪了各種菜肴的色、香、味，生動描摹了食客的心理、表情，詮釋了各種美味佳肴的文化及淵源，無疑具有豐富的文化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