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享雍報告文學《大國扶貧》

書寫大國的胸襟和氣魄

■賀紹俊

賀享雍的《大國扶貧》是一部反映四川巴中地區扶貧工作的報告文學作品。作品真實地展現了在農村大地上正在實施的一項偉大的社會工程——農村扶貧攻堅戰。

精準扶貧戰略讓扶貧的實惠非常精準地傳遞到真正貧困的對象身上，這部作品的成功同樣離不開“精準”兩個字。首先是選題。《大國扶貧》的選題是由《中國作家》雜志提出來的。扶貧一直是黨和政府的基本國策，在治國理政中處于突出的位置。新時代給扶貧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這就是實施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的方略。《中國作家》精準地體會到新時代治國方略的意義和宗旨，才能提出《大國扶貧》的選題。其次，這個選題選擇作家賀享雍來完成也是非常精準的。賀享雍從事創作30多年，他始終堅守在鄉村，關注著農村的現實，是對農村現實最了解、與農民最貼心的作家，讓他來完成《大國扶貧》再合適不過。在這部作品中，賀享雍充分發揮了自己的優勢，零距離接近采訪對象，與他們真誠相見、坦率交流，真實記錄下扶貧工作的辛苦和實績，透徹詮釋了“大國扶貧”這四個字的沉甸甸的分量。賀享雍果然不負眾望，他從多種角度非常精準地記錄了巴中地區的精準扶貧。

賀享雍的精準來自于他的“質勝于文”的寫作方式。賀享雍擅長于講述鄉村的故事，他的“鄉村志”系列長篇小說，以小說的方式忠實記錄下家鄉在半個多世紀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生存狀態和社會變遷。在這次為寫《大國扶貧》的采訪中，所接觸的人物、所聽到的故事，也是他最熟悉的，他如果將自己講述故事的特長發揮出來，一定能把《大國扶貧》寫得比小說還好讀。但賀享雍分明收斂了自己的看家本領，而是忠實于自己的采訪實錄，讓采訪對象直接說話，讓他細致整理出來的數據和材料說話。當然，“質勝于文”只是相對而言，賀享雍收斂了講述故事的優勢，但他在敘述上的流暢、文字上的活潑，以及他在情感上的投入，仍是這部作品不可忽略的“文采”。

賀享雍的精準還來自于他實事求是的態度。賀享雍要做的是一篇命題作文，是要報道一個地區在扶貧工作上的先進事跡。但賀享雍并沒有因為是歌頌的主題就一味地給書寫對象評功擺好，而是以實事求是的態度既高度贊揚扶貧的成績，也嚴肅指出扶貧工作中的問題。賀享雍并不是故意顯出有批判性，而是以動態的、建設的眼光去觀察扶貧工作，他發現的問題正是在工作進展中出現的問題，也預示著扶貧還要繼續前行的問題。比如由于政府加大了扶貧力度，面對優裕的扶貧資金就有了利益之爭，人們便采用“上訪、哭鬧”等方式來爭利益，這種“按下葫蘆浮起瓢”的現象顯然是在扶貧進程中出現的新問題，賀享雍絲毫不回避這類新問題，是因為通過對基層干部如何解決這類新問題的了解，就能看出扶貧工作是否真正落到了實處。

賀享雍的精準更得益于他獨立性的思考。賀享雍說，他這次寫作《大國扶貧》的過程也是加深認識扶貧工作意義的過程。在作品中我們能夠感受到他的思考。賀享雍是把這次扶貧攻堅戰放在整個扶貧歷史環節中來思考的。我們的黨和政府一直把扶貧作為一項基本國策來對待，因此賀享雍首先帶我們去認識扶貧工作中的“先行者”和“探路者”。貧困是一個動態的概念，過去的扶貧也許只能在“低水平、低標準、低層次”上做文章，今天的扶貧攻堅戰是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大背景下提出的，標準更高，要求也更高，其政治意義和社會意義不言而喻。

賀享雍的獨立思考還體現在敏銳地發現扶貧工作中的問題，并對問題提出建設性的意見。比如他發現了有一種貧困戶是因為好吃懶做而導致的，是否對這類貧困戶進行扶貧應該慎重對待，否則會帶來不良后果，它將嚴重損害中華民族幾千年形成的勤勞和節儉的傳統價值觀，“一旦當村民形成了勤勞與節儉不再值錢的觀念，這個社會的貧困戶恐怕會越來越多”。

說起來，這是一次命題作文的寫作。命題作文規定了題材和主題，帶有主題先行的特點，很容易純粹從觀念出發，陷入概念化寫作的窠臼之中。命題作文對作家來說是一種考驗，好的命題作文也會成為不朽之作。比如魯迅曾說自己寫的是遵命文學，遵命文學不就是一種命題作文嗎？被魯迅稱為遵命文學的《吶喊》《彷徨》等就是中國文學的偉大經典，這是因為魯迅不僅遵奉革命前驅者的命令，而且“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賀享雍的《大國扶貧》也是一次成功的命題作文，其成功同樣在于這個命題也是他自己愿意表達的命題。他長年堅持寫作的系列長篇小說《鄉村志》，就貫穿著一個基本思路：關注農民在貧困中的生存狀態。他深刻認識到：“消除貧困是世界性難題。”因此他對“中國式扶貧”有著透徹的理解，他把自己的理解澆注在“大國扶貧”這四個字上，寫出了大國的胸襟，大國的氣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