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揚

無論是具有官方性質的文學史，還是象征民間狂歡的網絡，似乎都對青春文學沒有什么明確具體的定義。所能寥寥概括的就是，青春文學往往是以身處現場的姿態，用有別于傳統話語體系的青年敘事，展現與常人、常理、常態、常情的斷裂。雖然我們深知，青春文學的大多數作者，都是“為市場而創作”的，但這并不意味著，已經被大而化之貼上“流行性”標簽的青春文學，就自然而然地被分野在了“嚴肅文學”之外。

如果對青春文學和青春文學作者的認識可以更加寬泛一些，并且路內本人也不再吐槽“青春小說是個侮辱性的用詞”，那么，我們或許可以把短篇小說集《十七歲的輕騎兵》納入這個范疇，進行一番討論。相比較為路內贏來巨大聲譽的純文學小說《慈悲》，《十七歲的輕騎兵》肯定不算是改頭換面、另行一道；除了兩者之間顯而易見的交集之外，我們甚至可以認為，是路內一以貫之的沉潛內斂和與眾不同，拓寬了青春文學的表現疆域。

青春期的迷惘惆悵，應該算得上是青春文學最具代表意義的情感特征。在絕大多數青春小說里，這種迷惘惆悵發端于特定年齡階段，毫無由頭地潛藏在內心深處且無法排釋，最終只能像郭敬明的《夏至未至》那樣，用類似于“那些男孩教會我成長，那些女孩教會我愛”這樣的話，來試圖為無厘頭的情緒生發找到一個名正言順的落腳點。而在以“路小路”為主人公的系列小說，特別是在這本可以被看作是“追隨三部曲”前傳的《十七歲的輕騎兵》里，路內為這種“最青春”的情緒溯到了一個更為扎實穩固的源頭，那就是戴城的工業衰敗和特定時期的社會轉型，直接刺激了路小路和他的伙伴們的情緒變更。就好比《為那污穢凄苦的時光》中的大飛和明明，他們的愛情失利，表面上是所謂的志不同不與之為謀，但歸根結底還是源于光鮮和物質對年輕人的思維啟蒙，以及由此引發的彼此不相適應的認知觀念和金錢供需；而在《賞金獵手之愛》中，路內寫花褲子向傻彪和丹丹求情，不要出去領賞金時，“眼睛既沒有看著丹丹也沒有看著傻彪”，而是“望著廢棄倉庫的頂棚，那里正落下雨來”，路內的寥寥一筆，所要渲染的當然不只是花褲子抬頭45°角時的憂傷氣質，更是為了于不經意處勾勒出戴城的另外一番圖景：城市的天空已經被煙囪和廠棚遮蔽了，當目光所及全部都是各種各樣的工業遺跡時，日夜游走于其下的青春期少年，又怎會不深受其浸潤和導引。戴城的原型，被普遍認為就是路內的故鄉蘇州。在文學史上，蘇州的“出鏡率”一直相對高頻，陸文夫、蘇童、范小青、戴來等知名作家，都不約而同地用作品展現出蘇州獨一無二的江南文化氣質和市井世俗氣息。而路內則破天荒地把苯酚等刺激性氣味引入到“蘇州”名下，展現出蘇州突破習慣認知之外的另一面，“逃離戴城”也成為繼蘇童“逃離楓楊樹鄉村”之后，建構在蘇州版圖上的對“逃離”的又一新的詮釋。

青春小說有青春小說的敘事慣性，比如，情節背景一般都會被安置在或是光鮮亮麗的聚光燈下，或是昏暗幽閉的小黑屋中，前者是外在生活優渥的折射，后者是內心情感孤僻的燭照。而路內的《十七歲的輕騎兵》則完全走了一套相反的“正能量”路數，路小路、大飛、花褲子等一群小伙伴，生活在烏煙瘴氣、正處于舊工業快速發展時期的戴城底層，整日和歌舞廳、麻將桌、群毆罵戰的嘈雜聲為伍，但內在里，這幫玩世不恭、“招搖過市”的少年，卻也有著最為澄澈明亮的內心。這種澄澈明亮，既體現在他們對待青澀愛情的態度上，更體現在扎根于內心的悲憫、同情等情感上。比如，在《馱一個女孩去莫鎮》中，當所有人都認為半夜騎車27公里，送一個住在“埋葬死人的小鎮”的女孩回家“不吉利”的時候，路小路卻站了出來，只因為女孩的媽媽生病了，她今夜必須回家；又比如在《十七歲送姐姐出門》這部可以堪稱短篇版的《少年巴比倫》中，奚志常冒死攔下去滬上送貨的卡車，只為了幫助所愛的女孩早日實現夢想，順利逃離戴城前往美國，哪怕以后她再也不回。

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路內表示，《十七歲的輕騎兵》很可能就是“路小路系列”的收官之作。除了上一部作品《慈悲》，過去十多年，路內的創作精力基本上都集中在路小路和他的工廠青春上，當工廠遺跡已經被鏟平，小鎮青年也都已經長大，路內用《十七歲的輕騎兵》這部“寫了八年”的短篇小說集，為“路小路系列”畫上了圓滿的句號。當我們和路小路揮手作別，雖然不愿承認但也無可回避，我們也正在向一段一去不返的青春記憶作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