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揚

讀李彥的非虛構作品《不遠萬里》，促使我思考歷史的價值問題。面對過去，很多讀者會懷舊，猶如不經意間看到了一張老照片，歲月的風塵，在內心飄來蕩去，真正是樹欲靜而風不止。但被過往的歷史風塵激蕩起的到底是一些什么呢？每個人的情況肯定有所不同。我首先想到的是上世紀80年代，李彥漂洋過海，來到大洋彼岸的加拿大時，內心會是怎樣的感受。“白求恩”的名字，一定是她敲開這個陌生國度的第一個歷史記憶。因為毛澤東的《紀念白求恩》，讓白求恩的名字至今都牢牢扎根于成千上萬的中國百姓的記憶。但對于白求恩的前世今生，估計沒有多少人深入了解。在李彥初到加拿大時，中國讀者視野中，最權威的作品，應該是周而復的《諾爾曼·白求恩片段》。周而復的作品所涉內容，主要是1930年代白求恩到中國抗日根據(jù)地之后，那些可歌可泣的平凡而偉大的事跡。但隨著當代中國社會生活的變遷，原有的歷史人物，連同那些感人的故事，都在歷史的重寫和重構中淡出了公眾的視線，白求恩也不例外。但記憶是一頭蟄伏的怪獸，不經意間它會不知不覺地從內心深處猛躍起來，喚醒所有那些看似消失已久，或被長久淡忘的東西。李彥在加拿大遇見白求恩，不只是因為加拿大是白求恩的故鄉(xiāng)，更在于身處異國他鄉(xiāng)的李彥對于故國的文化記憶。可以說，對白求恩的感情，體現(xiàn)了李彥對于故國文化記憶中最深沉也最寬廣的部分。

一個人對歷史的態(tài)度，或許就是他/她人生現(xiàn)實的某種寫照。歷史并不完美，人生的記憶也并不完美。所以，在面對歷史生活中那個外科大夫白求恩時，她一定有過某種不確定的遲疑。她不知道這個當年的外科大夫，在加拿大的早年經歷會不會顛覆中國人心目中那么光輝的形象。的確，歷史篇章不是神圣的詩篇，每一頁不可能都像詩一樣精彩。白求恩早年的生活，隨著李彥調查、訪問的深入，慢慢浮現(xiàn)出來。他與父親的關系、他個人的事業(yè)成就、他與多位女性的關系，以及他決定來中國的經過，這些扎實的材料搜集工作讓我們感知到來中國之前的白求恩的方方面面。似乎他與很多那個時代加拿大的左翼知識分子沒有特別的不同，所不同的是白求恩后來到了中國，而且是來到了最艱苦的晉察冀抗日根據(jù)地前線。由此，白求恩浴火重生，徹底改變，由一個原本可能被歷史淹沒的普通人，成為中國人心目中的大英雄。

我讀李彥的這部作品時，常常被感動，被那些歷史細節(jié)猛烈地撞擊。譬如書中寫到太行山區(qū)八路軍與日寇浴血奮戰(zhàn)，不少戰(zhàn)士截肢輸血，那些血液就保存在洗干凈的酒瓶里，因為需求量大，這些裝滿鮮血的酒瓶就放在溪溝里，靠溪水的低溫來保存。白求恩為了中國的抗戰(zhàn)，真是把命都搭進去了，他在戰(zhàn)斗最激烈的時候，每天要做100多例手術。假如不是這么超強度的工作負擔，他不可能在手術臺上割破手指，最后導致感染而犧牲在中國。李彥對白求恩生平事跡的聚焦，體現(xiàn)了一個文學寫作者對歷史限度的某種突破和超越。書寫歷史，今夕交替，時空穿越，在有的作家手中，這是一種文學技巧的炫耀和形式探索。李彥有這種文體意識，但她的主要精力還是放在對歷史和文化記憶的開掘上。對于白求恩來中國之前生平資料的搜集、發(fā)掘，與我們所知道的來華之后的白求恩感人故事的對接，并沒有動搖我們記憶中那個崇高的歷史形象。這樣的選擇，不僅僅是歷史材料本身提供的堅實的支撐，更是與作者李彥的選擇有關。李彥始終沒有將白求恩歸入那些凡夫俗子的行列，而是將他視作英雄，只是英雄有一個成長的過程，由一個平凡的人成為公眾仰慕的英雄，這需要一種精神的超越。李彥是把一個人的精神成長當作寫作的探索歷程。白求恩的這種精神升華和蛻變的重要契機，是因為他參加了中國人民偉大的抗日戰(zhàn)爭。他在那些最平凡的中國人身上，感受到沉默的力量，他愿意幫助中國人民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他相信不管條件如何艱苦，最終的勝利一定屬于中國人民。白求恩在投身于中國的抗戰(zhàn)事業(yè)中，獲得了精神升華，也因此感受到自己的事業(yè)成就，他全身心投入，根本不考慮個人得失和生命安危。這種無私忘我的境界，當之無愧是高尚的、純粹的，是脫離了低級趣味的。因為有這樣的價值關懷，歷史的碎片并不因為男男女女、恩恩愛愛而陷于庸常，反倒是像大地一樣，擁有了一種樸實的滋養(yǎng)萬物的力量。白求恩就是從這樣平凡的大地上走來的英雄。

我欣賞李彥的寫作姿態(tài)和觀察歷史的視角，尤其是她經歷了數(shù)十年海外生活之后，依然保留的赤子之心。她讓很多讀者看到，在物質生存之外，人的精神成長和英雄品格的形成，依然是文學表達的一個重要層面。“白求恩”的名字在文學意義上，是一種精神品質的象征，它讓我們記住平凡的人生中還有那么精彩的東西，值得回味和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