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的鋒芒藏在鞘中

讀遲子建散文集《也是冬天，也是春天》

■張禎

看遲子建的訪談，字里行間都跳躍著一個熱愛生活的人：問到文學上的那些問題，縱然刨根問底，她也興致一般，因為“文學是自我的，好像沒什么可說的”。但當話題轉向吃的，她馬上興趣盎然，連連分享起最近在菜譜上的新發現：用新鮮的柚子來蒸米飯和叉燒鴨，再加一點胡蘿卜丁，柚子的清香悶在糯米飯里，“那味道簡直太棒了！”

這種對物的細致的贊美，在遲子建的散文里比比皆是。她描寫父親每年都會做的燈：“從門外的雪地上撿回一個罐頭瓶，然后將一瓢滾熱的開水倒進瓶里……用廢棉花將燈罩擦得亮亮的，亮到能看清瓶中央飛旋的灰塵為止”（《燈祭》）；她描寫庭院里亂糟糟的雞架，倒也可愛有趣：“到喂食的時候它們就將頭伸出來，雞槽上橫著許多毛茸茸的腦袋，一頓一頓的，看起來充滿了無窮的生氣”（《好時光悄悄溜走》）；她甚至描寫日歷，普通的日歷因為“撕”的動作而有了人的焦慮和時間的緊迫感：“下面是掛日歷的地方，紙牌留著一雙細瞇的眼睛等著日歷背后尖尖的鐵片插進去，與它親密地吻合”（《撕日歷的日子》）。

遲子建將自己對世間萬物的愛，轉化為在文字世界里對物件的長久凝視。愛的重量轉換成對所寫之物給予的時間和筆墨、毫無厭倦的描摹、一寸一寸的度量、反復地審視和注目。這種對物的贊美，與小資文學中的戀物癖有著很大區別——俄國形式主義理論中講“陌生化”眼光，即用“第一次”的眼光來打量所見之物，那么最平庸的物件也會煥發不一樣的審美特質——物的實用性被懸置了，潛伏在身體里的審美因子因此被喚醒。

遲子建對事物“美”的發現，在這種“陌生化”眼光的凝視中被揭示。她筆下被描摹的物，往往去商品化、去標簽化，是獨一無二的活生生的個體。我們可以將遲子建對物的細致描摹，看作一種文字的“擦布”，她用這張細膩的絨布反復打磨所寫之物，孜孜不倦地描寫冰燈、庭院、花影、年貨、鐘表……從而讓籠罩在它們內部的團團火光，緩慢而柔和地顯現出來。

遲子建堅持用最樸素和傳統的方式書寫著散文，那種稀有的認真和對愛的體察，在她的文字中隨處可見。她不嬉笑怒罵，也不呲牙咧嘴，她娓娓道來她的所思所想，用文字打開一扇門，邀你入室喝茶，敞敞亮亮。在《龍眼與傘》中，“我”在故鄉閉關寫長篇，正寫到酣暢淋漓處，母親打電話過來告訴“我”下雪了，她給“我”送傘，就在樓下。我并不領情，反而責怪她突然打擾，不耐煩地對她抱怨了幾句，便掛掉電話。然而“我”下一秒就后悔了，飛奔到陽臺看到母親漸行漸遠的身影，羞愧使“我”張不開口。遲子建最常用白描，她勾畫樸素的細節，然而每叩響一個扳機，箭頭都直抵靶心。羞愧于“我”只是一個更加延遲的“張不開口”，是將愛推向更遠處，讓它發酵，讓隔閡蔓延。“我”只有在雪停之后才回到家，母親明顯哭過，可“我”也說不了太多，只能向她道歉，請她不要傷心。母親用一句數落表示了對“我”的原諒：“以后你再寫東西，我可不去惹你！”然而真的彼此諒解彼此寬慰了嗎？仍舊是無解的沉默、千言萬語都“張不開口”啊。

作家阿來和王安憶都寫過遲子建的笑。阿來對遲子建的印象總是“未見其人，而先聞其聲”，聽到她爽朗的笑聲，就知道她一會兒要出現。王安憶說遲子建“很會笑，她笑得那么明朗，她也不是瘋笑，也不是媚笑，就是一種非常開心的笑”，她說遲子建身上有一種勃勃的生氣。

遲子建同樣談到笑，她說她崇敬卓別林，因為他最為深刻地理解了幸福，那就是“有代價的幸福”。卓別林描述一個侍者端著盤子笑吟吟地走進餐廳，突然被香蕉皮滑倒狼狽倒地，眾人見狀哈哈大笑——他認為跌倒并不引人發笑，引人發笑的是一個人在瞬間由快樂突然墜入了憂傷。事件因為其復雜性的纏繞而顯出真實和深刻。于是，我們在遲子建的文字中感受到的“愛”，不是由純粹的“甜”帶來的恃寵和黏膩，而是酸澀之外所包裹著的一團又暖又柔的光，是體察過人生百味之后的溫柔與慈悲。

那么“笑”流到遲子建的散文中，就變成了一種深沉而綿長的力量感，她質疑科技和文明的進步：“這個世界正在有條不紊地向前走著，以至于我常懷疑在它的深處埋藏著巨大的陰謀。我們的一切仿佛都已經被預定了，到處都是秩序和法則，你無法使自身真正擺脫羈絆而天馬行空”（《晚風中眺望彼岸》）。此刻，柔軟的“愛”，因為有了更多理性和智慧的依傍，將愛的鋒芒藏在鞘中，緩緩抬頭，折射出更多堅實和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