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其明

代課老師

1919年9月中旬，阮嘯仙辭別李歧山老師等人，回到義合下屯大塘面屋。

這是阮嘯仙赴廣州就讀甲工學校后第一次回家。雖然離開家里還不滿兩年，山水依舊，鄉(xiāng)音未改，但他對家鄉(xiāng)還是有點陌生感。小住幾日后，他心頭深感堵得慌。特別是離開了那些平日朝夕相處的同學們，看不見那火熱的斗爭場面，他更覺得老家太閉塞、太冷清，甚至深感太無聊。

一天，在與父母和家人閑聊時，聽說了村中道南初等小學有位老師病重，學校正四處急著找代課老師。道南初等小學，就是阮嘯仙小時就讀的“聞嘯軒”學堂，1910年改為現(xiàn)名。

阮嘯仙聽到這一消息，十分高興。一方面，他做老師可以領點報酬，以補貼家用；更重要的是，他可以一邊教書，一邊靜候甲工學校消息，期盼能早點回廣州與同學們一起并肩戰(zhàn)斗！

阮嘯仙愿意擔任代課教師，道南初等小學的老師們都深表歡迎，并希望他盡快到校任教。于是，阮嘯仙有了一次代課老師的特殊經(jīng)歷。

代課期間，阮嘯仙臨時負責音樂、體操等課程教學。在給低年級學生上音樂課時，阮嘯仙結合學生年齡特點，給他們教唱新歌曲、新歌謠，并結合時事，用通俗易懂的語言，給他們講廣州學生反帝愛國的斗爭故事，啟發(fā)大家的愛國思想，深受學生們的歡迎。

六十多年后，即1984年7月，時已77歲的下屯老農民阮義中，在接受有關人員采訪時，仍然清楚地記得當年阮嘯仙任代課老師時教他們唱的歌曲：

云淡風輕，

微雨初晴，

假期恰遇良辰；

已剪我發(fā)，

已摺我襟，

為了革命前進！

課后，阮嘯仙還經(jīng)常給學生講社會的黑暗現(xiàn)實。他啟發(fā)說：“農民耕田很辛苦，卻受盡人家壓迫和剝削，辛辛苦苦一年，到頭來還是耕無食、織無穿。這到底是為什么？”在學生們面面相覷、互相探詢答案時，阮嘯仙才大聲回答道，“這都是社會制度造成的罪惡呀！同學們，我們都是國家的希望，大家一定要起來改造這個罪惡的社會！”

課余或晚上，阮嘯仙經(jīng)常深入到學生家里，了解農民受苦受剝削情況。在閭羲堂門前的古榕樹下，他還召集過貧苦農民“會田園”，就是召開村民會議，幫助訂立鄉(xiāng)規(guī)民約，禁止雞鴨放養(yǎng)損毀莊稼，村民們齊聲叫好。

一副“絕”聯(lián)

阮嘯仙少年崇尚英雄，志向高遠；入讀甲工學校后，尤其善于創(chuàng)作詩歌楹聯(lián)來喚醒民眾，創(chuàng)造性地推進各項工作。那一行行詩句、一副副楹聯(lián)、一首首民謠，折射出他救國救民的遠大抱負和甘于犧牲、敬業(yè)奉獻的革命情懷，彰顯了一個革命者才華橫溢的本色風范。

1919年秋，阮嘯仙在道南初等小學擔任代課老師期間，一方面認真教學，一方面時時關注和牽掛著甲工學校的情況。

村里有個老秀才叫阮學洲，是個吟詩作對的老手。阮嘯仙十分欽佩其才華，小時在此讀書時，曾課余飯后經(jīng)常登門向其求教。只是命運多舛，阮老先生早已去世。

一天，學校老師向阮嘯仙敘說了這么一件事：民國初年，道南初等小學竣工時，阮老秀才受學校之托，寫一副楹聯(lián)以示慶賀。阮老秀才欣然應承。孰料，他在家剛寫畢上聯(lián)，就感身體不適而突然去世，只留下半截子對聯(lián)，誰也難對下聯(lián)。該上聯(lián)曰：“樹對門生若要求名須苦楝”。

此聯(lián)語意雙關，系頗為工整的趣聯(lián)。聯(lián)中的“樹”是“書”之諧音，“門生”則指“學生”之意；“苦楝”既指門前的苦楝樹，更蘊藏“苦練”之意。此半聯(lián)中有三個語音雙關詞，妙趣橫生，形象貼切，對仗工整，被人嘆為“絕對”。

阮嘯仙聽后，興致頗高。他要來了阮老先生這副上聯(lián)，來到學校大門口，順著阮老先生上聯(lián)的意境，苦思冥想，試吟了下聯(lián)。聯(lián)曰：“鵠朝長空這樣懷志堪棟材”。

下聯(lián)中的“鵠”指大鳥，“朝”即指自己，寓寄著他要像大鵬鳥那樣志在千里之意。雖然對仗工整，但阮嘯仙自己覺得不甚滿意而未公開。但學校老師們卻傳開了此聯(lián)。

盡管如此，從中可以看出阮嘯仙學生時代的遠大志向和出眾才華。

舊歷年關臨近，學期業(yè)已結束。正在這時，阮嘯仙收到甲工學校校務委員會恢復其學籍的消息。阮嘯仙欣喜若狂，告別了父母、家人以及道南初等小學的老師們，來不及等到過年，便急匆匆離開下屯，趕回甲工學校去迎接新的斗爭生活。

加入青年團

1920年8月，陳獨秀、李達等人在上海創(chuàng)建了我國第一個共產(chǎn)主義小組。與此同時，張?zhí)�雷、施存統(tǒng)等人在上海召開會議，建立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在陳獨秀和李大釗等人的推動下，譚平山、阮嘯仙等人積極響應，在廣州組織籌建廣東社會主義青年團組織。

阮嘯仙于1919年冬從河源返回廣州。雖然甲工學校已放寒假，但周其鑒、劉爾崧、張善銘和張啟榮、高恬波這些“中上學聯(lián)”領導和各校學生骨干，大多留在學校。他們相聚在一起，興高采烈地回顧著這一段的斗爭歷程，討論研究下一步學生愛國運動的策略方法。他們都強烈意識到，青年學生必須喚醒廣大民眾，才能形成最偉大的力量，最后取得反帝愛國斗爭的徹底勝利！

在實際斗爭中，阮嘯仙更加感覺必須重視科學理論的武裝。為此，進入1920年新年后，他時刻密切關注著新思想新思潮。他與劉爾崧、周其鑒等人，經(jīng)常一起討論李大釗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楊匏安的《馬克思主義》等。他還千方百計搜尋各種社會主義、俄國十月革命的文章，廢寢忘食地閱讀著、思考著……

一轉眼，進入了1920年初秋。此時，北京大學學生譚平山、陳公博、譚植棠等人，畢業(yè)回到廣州任教。他們收到陳獨秀等人要求各地建立共產(chǎn)黨組織和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函約后，立即表示響應，并于同年8月開始組建了廣州社會主義青年團。

阮嘯仙與劉爾崧、周其鑒等人，作為五四運動中涌現(xiàn)出來的學生領袖，便首先被吸收加入廣州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為廣州地區(qū)最早一批團員。譚平山他們在先進青年中發(fā)展了10多名團員，召開了廣州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大會，制訂了團的章程，選舉了譚平山為團組織負責人。

廣州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之初，僅有團員數(shù)十人。廣州團組織建立之后，大力開展工人和學生運動，同時在各地發(fā)展團的組織。阮嘯仙積極參加青年團的各項活動，是青年團的活躍分子，成為譚平山的得力助手。

兩年多后，也就是1923年5月，社會主義青年團廣州地方執(zhí)行委員會成立，代理團廣東區(qū)委會職權。阮嘯仙不負眾望，從廣州社會主義青年團首任書記譚平山手中接過接力棒，當選為社會主義青年團廣州地方執(zhí)行委員會書記，開始大刀闊斧整頓廣東團組織，受到時任中共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委員長陳獨秀和團中央的高度評價。

（未完待續(x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