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楊黨校

作者按：明天，是廣東河源市革命先烈劉爾崧同志誕辰122周年。筆者懷著崇敬的心情和實事求是的態(tài)度，以“劉爾崧是中共廣東最早學生黨員”的歷史考證來深切緬懷劉爾崧烈士。

劉爾崧，乳名福海，字季岳，1899年11月24日出生在廣東永安縣（1914年改今名紫金縣）城北門內花園一個劉姓的書香世家。劉爾崧是廣東青年運動先驅、廣東工人運動領袖，與阮嘯仙、黃居仁并稱為中國共產黨廣東革命史上的“東江三杰”。由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歷時30余年編撰的大型傳記叢書《中共黨史人物傳》(1-89卷)第8卷，真實地記載了劉爾崧和任弼時、羅亦農、彭雪楓等10位中國共產黨人的生平事跡，充分地肯定了劉爾崧在中國共產黨早期革命斗爭中的歷史功勛。

1919年“五四”運動后，廣東涌現(xiàn)了一批包括從北京和日本大學畢業(yè)回來的先進知識青年，他們受過新文化、新思潮的影響，有理想、有志氣，勇于追求真理，決心救國救民，改造中國社會。正當廣東青年想要建立革命組織的時候，陳獨秀等人在共產國際代表的幫助下，于1920年8月在上海建立了“中共上海發(fā)起組”。這里的“中共”指中國共產主義，并非中國共產黨。1920年9月1日，陳獨秀在《新青年》發(fā)表《對于時局之我見》一文中，稱“吾黨”為“社會黨”，后來才改稱為“共產黨”。據(jù)考證，在中國最早使用“共產黨”一詞的人是同盟會成員朱執(zhí)信，他在1906年1月摘要翻譯日文版《共產黨宣言》時，取自1904年幸德秋水和界利彥合譯的英文版《共產黨宣言》，從中照搬了日文的“共產黨”一詞。而最早提出“中國共產黨”這一名稱的是蔡和森。1920年8月13日和9月16日，正在留法勤工儉學的蔡和森，在給毛澤東寫的兩封信中詳細地研討了共產黨問題，提出：“先要組織黨——共產黨，因為它是革命運動的發(fā)動者、宣傳者、先鋒隊、作戰(zhàn)部。”他在對西歐各國共產黨特別是俄國共產黨考察的基礎上，提出了具體的建黨步驟，其中包括“明目張膽正式成立一個中國共產黨”。

陳獨秀在上海建立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同時，還函約全國各地社會主義者組織成立共產黨支部（即共產主義小組）和社會主義青年團。他給廣東籍的北京大學畢業(yè)生譚平山、陳公博等人寫信，約他們在廣州建立組織。陳獨秀在1920年10月20日《廣東群報》創(chuàng)刊號上發(fā)表《敬告廣州青年》一文，提出“希望諸君做貧苦勞動者的朋友，勿為官僚資本家的傭奴”。是年底，他受陳炯明之邀到廣州就任廣東全省教育行政委員會委員長一職，旋即在廣州進行建立共產黨組織的活動。1920年11月，廣州社會主義青年團正式成立，劉爾崧是第一批骨干成員。

是時，劉爾崧為廣州廣東省立第一甲種工業(yè)學校（史稱“紅色甲工”）的學生。1918至1922年，是劉爾崧在紅色甲工的求學時代，他在1919年被推選為校學生會主席，“五四”運動期間還被推選為廣東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lián)合會負責人。此后，劉爾崧積極組織和領導學生愛國運動，并深受廣大學生所擁戴。1922年畢業(yè)后，積極投身革命活動。1923年6月，在廣州出席中共三大，此后歷任中共廣東油業(yè)工會支部書記（1923.9）、中共廣東區(qū)執(zhí)行委員會工委書記（1924.10）、青年團廣東區(qū)執(zhí)行委員會書記（1924.11）、共青團中央委員會執(zhí)行委員會委員（1925.1）、廣州工人代表大會主席（1926.4）、中華全國總工會執(zhí)行委員會委員（1926.5）等職務。在廣東主要從事青年運動和工人運動，曾組織成立順德縣總工會，改組廣東油業(yè)總工會，領導廣州沙面大罷工，參與省港大罷工，領導組織廣州工團軍參加平定廣州商團軍叛亂和討伐陳炯明的東征戰(zhàn)役，以及積極支援北伐戰(zhàn)爭等。在1927年4月廣州“四一五”反革命政變當日被捕，四日后的19日慘遭秘密殺害，時年28歲。

據(jù)中共一大期間的中國共產黨早期黨員譚天度（1893～1999）撰寫的《南粵風云三十年》一文中指出：“廣東黨組織成立的具體日期，我不清楚，只聽譚平山說過，一九二一年初便已建立廣東黨組織。譚植棠則說一九二一年三月一日正式成立中共廣東支部。我認為譚植棠說的比較可靠，因為他事后不久便對我說過支部成立時，以陳獨秀為支部書記，最初黨員有陳獨秀、譚平山、陳公博、譚植棠等四人。在此之前，我沒有聽說過廣東有黨組織。”這篇文章出自由中共廣東省委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和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委員會辦公室共同主編、廣東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廣東黨史資料》（第一輯）一書。引文中“中共廣東支部”實為廣州共產主義小組，因為中共廣東支部是在中共一大召開后建立的，具體時間是1921年8月。

據(jù)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1894～1979）1961年的回憶：“當時廣州的同志不多，計有譚平山（鳴謙）、陳公博、譚植棠、劉爾崧，還有一個姓李或是姓譚的同志我忘記了他的姓名，他也是廣州師范學校的教員。再加上陳獨秀及我共七個人。”此段話引自包惠僧《關于廣東黨組織歷史情況的回憶》，出自由中共廣州市委黨史資料征集研究委員會辦公室主編、廣東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廣州大革命時期回憶錄選編》一書的第10頁。彼時，包惠僧是1921年5月10日左右到的廣州，與陳獨秀見面后，陳獨秀留他在廣州工作，兩個月后即7月10日左右離開廣州，去上海參加中共一大。盡管沒有更多的具體材料證實劉爾崧入黨的準確時間，但包惠僧的回憶內容從來沒有人懷疑過，因為包惠僧“不是一個普通的黨員”（周恩來語）。1953年，包惠僧按照毛澤東、周恩來等同志的要求，回憶撰寫建黨之初的一些史料，以便更好地“對黨要有個交代”。《包惠僧回憶錄》寫畢后，呈給毛澤東同志親自審閱，其史料的重要性和準確性可見一斑。

根據(jù)上述譚天度的觀點和包惠僧的回憶，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劉爾崧是在1921年3月至7月下旬前這段時間加入黨組織的。這就意味著，劉爾崧是在中共一大召開前就已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黨員。

劉爾崧不僅是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黨員，還是中國共產黨廣東的最早學生黨員。根據(jù)查證，在中共一大召開前廣州共產主義小組成員計有11人：陳獨秀、譚平山、譚植棠、陳公博、包惠僧、劉爾崧以及跟隨陳獨秀從上海一起來廣州的沈玄廬、袁振英和李季（即包惠僧上面所說的“姓李或是姓譚的同志”），另有兩名俄國人米諾爾和別斯林。當時這11人中，譚平山、譚植棠和陳公博三人都于1920年在北京大學畢業(yè)，包惠僧于1919年在北京大學肄業(yè)，袁振英和李季均于1918年在北京大學畢業(yè)，沈玄廬（1883～1928）早在1910年就從日本留學回國從事革命斗爭，而陳獨秀和俄國人米諾爾、別斯林則無需說，剩下只有劉爾崧還是學生身份，而且是廣東的學生。由此，可以確認劉爾崧是“中共廣東最早學生黨員”。

欲知大道，必先為史。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記走過的路，走得再遠、走到再光輝的未來，也不能忘記走過的過去，不能忘記為什么出發(fā)。”黨的歷史是最生動的教科書和最豐富的營養(yǎng)劑。在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和劉爾崧烈士誕辰122周年雙重節(jié)點上，考證劉爾崧烈士是中國共產黨廣東最早學生黨員的歷史，鑒往知來，向史而新，對于我們砥礪前行具有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新時代新征程，我們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傳承好劉爾崧等革命烈士的紅色基因，賡續(xù)紅色血脈，始終做到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努力創(chuàng)造不負劉爾崧等革命先輩期望、無愧于歷史和人民的新業(yè)績。

（作者系河源職業(yè)技術學院紅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山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在讀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