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09年我國出生人口性別比為119.45，比上一年下降了1.11個百分點。專家指出，盡管這是近年來出生人口性別比首次出現下滑，但我國出生性別結構失衡情勢依然嚴峻，不可放松警惕。中國社會科學院日前發布的2010年《社會藍皮書》指出，到2020年，中國處于婚齡的男性人數將比女性多出2400萬，“隔代婚姻”、“姐弟婚姻”等錯位婚姻現象將凸顯。出生性別比偏高成為當前中國人口結構中最突出的一個問題。

　　婚姻擠壓與人口老齡化交織

　　自然情況下，出生人口性別比正常范圍在103-107之間，即每出生100個女孩，相應出生103到107個男孩。由于男孩的死亡率高于女孩，到了婚育年齡，男女比例就趨于均等。

　　除了戰爭年代外，全世界的出生人口性別比例都沒有出現過大幅度的失衡。然而，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已經歷了近30年的出生人口性別比偏高且持續上升的過程。

　　1982年第三次全國人口普查，我國出生人口性別比為108.47，出生性別結構開始失衡，之后，一直快速持續上升，2004年達到歷史最高紀錄121.20。使我國成為世界上出生性別結構失衡最為嚴重的國家之一。出生人口性別比偏高地區也迅速蔓延。1982年只有18個省份的出生人口性別比偏高，2005年，除西藏外的所有省份均偏高。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院長翟振武憂慮地說，出生性別比持續偏高不僅會產生“婚姻擠壓”現象，還會危及我國人口生態安全。適齡男性，尤其是農村經濟欠發達地區男性擇偶困難，影響婚姻和家庭穩定，引發買賣婚姻等問題。盈余男性沒有配偶和子嗣，與人口老齡化問題交織，會增加養老的復雜性和艱巨性。未來的社會階層結構、消費結構、組織結構等將更為男性所主導，兩性間不和諧問題日益突出。

　　提高女性社會地位是關鍵

　　翟振武指出，出生人口性別偏高問題是具有男孩偏好國家或地區在生育率下降過程中的普遍現象，我國出生人口性別比偏高在一定程度上是父系繼承和女兒外嫁的隱性制度造成的，根本原因則在于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直接原因是B超的普及更起到了直接地推動作用。

　　性別比失衡問題突出反映在農村。在“重男輕女”、“傳宗接代”、“養兒防老”的傳統生育文化影響下，一些人借用B超等現代醫學手段進行性別鑒定，人工流產女胎現象嚴重。據調查，在江西、湖北、安徽交界地區從事非法鑒定性別的活動由隱藏變為半公開，由“坐等上門”變為“上門服務”，鑒定時的懷孕時間由16周以上縮短為12周左右，由本地小范圍變為有組織的跨區域大范圍作業。

　　“從某種角度講，出生性別比偏高問題實質上也是女性發展權益問題。”南開大學經濟學院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所長原新認為，調查顯示，我國婦女除了教育程度增長的幅度基本趕上男性外，其他指標尚落后于男性。

　　在經濟生活方面，婦女獲取資源的機會、收入水平處于弱勢；在政治生活方面，婦女在國家和社會事務管理中仍受制較大。經濟、政治生活中的弱勢又會延伸至家庭、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比如沿海地區很多公司招聘農村女工時不但把年齡卡得很死，就連工作期間不準結婚、不準生育都列入內部規定。

　　計生政策的激勵作用待加強

　　出生人口性別比長期持續偏高，不單純是嚴峻的人口問題，更是重大的社會問題。黨中央、國務院對此高度重視，把“綜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別比偏高問題”列為新時期統籌解決人口問題的5大任務之一，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積極推動綜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別比偏高問題。

　　翟振武認為，近年來政府嚴肅查處非醫學需要的胎兒性別鑒定和非醫學需要的選擇性別的人工終止妊娠(即“兩非”)的行為，在全國開展婚育新風進萬家活動、關愛女孩行動和農村部分計劃生育家庭獎勵扶助等活動，改善女孩生存環境，促進性別平等，取得顯著成效，但是還存在一些困難和問題，需要研究解決。

　　一是打擊“兩非”取證難。盡管使用B超等手段進行胎兒性別鑒定已被明令禁止，但是在一些私人診所和地方醫療機構，“只要是男嬰，醫生不用說話笑一笑，孕婦就知道是什么意思”。如何認定醫學需要和非醫學需要終止妊娠，在技術上也有一定的難度。

　　二是計劃生育利益導向政策的激勵作用被普惠性的惠民政策弱化。近幾年，國家高度關注民生問題，出臺了取消農業稅、義務教育免費和教育補助資助、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和城市基本醫療保險等普惠性的惠民政策，實行計劃生育的群眾看到一些因超生致貧的家庭反而能夠享受低保、經濟適用房和廉租房、孩子上學資助等好處，從普惠政策中獲得更多收益，心理不平衡，滋生多生孩子的念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