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的第一天早上，在甘肅省古浪縣黑松驛鎮，所有被確診的塵肺病礦工都收到一張大紅請柬，上面文縐縐地寫著“邀請××先生攜夫人，參加‘我們在一起’午宴”。落款是“北京廚子”。

　　盡管這只是一次請客吃飯的邀約，礦工們卻不約而同地認為自己有救了。

　　半個月前，始終索賠無門的礦工們湊了5000元錢，委派周俊山等3名代表去北京找媒體求援，卻未能得到明確答復。后來，在一位北外博士的幫助下，周俊山在新浪微博上發出了求救信息。

　　在微博上有著近3萬粉絲的網民“北京廚子”無意中看見了，他留言提醒周俊山，微博的關注有一定的周期，先別急。

　　沒想到周的反應卻很強烈：“我不能再等下去，我有124個兄弟，他們隨時都會死去！”

　　“北京廚子”后來回憶，正是這句話擊中了他的心。

　　兩天的功夫，“北京廚子”就在頭腦中勾畫出一個“元旦慈善宴會”的方案。他的設想是，鋪上紅地毯，參照白宮晚宴的規格，在那個不知名的西北縣城古浪，邀上所有的塵肺病礦工和家屬共度新年，讓這些飽受不公的勞動者，感受到特別的尊敬。

　　2010年12月23日中午，“北京廚子”在微博上發布：“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一次冒險。我愿意押上我所有的一切去拯救這124名礦工。為此，朋友，我需要你們的幫助，哪怕是一次次地轉發。我需要你們，我們一起，盡最大努力，挽救124名同胞的生命。”

　　極短的時間內，這條“艱難的求援”被轉發了4282次，有超過1000條回復表示支持。于是，“北京廚子”踏上了救助之旅。他在微博上寫道：“古浪，一個冬天的童話。”

　　一場“全國性救援”

　　平安夜，“北京廚子”上路了。他在北京征召到的第一個志愿者叫陳曉斌，甘肅人，是一個經常給時尚雜志拍香車美女的自由攝影師，他負責用照片記錄全程。隨后，蘭州大學、西北師大、西北民族大學一些會攝像的大學生也帶著機器加入了隊伍。央視一個紀錄片欄目也從北京跟了過來。

　　這個團隊的頭兒是一個40多歲、身材魁梧的中年人，他從不跟媒體透露自己姓什么，只說在東洋和西洋都留過學，網名“北京廚子”。 2010年，他曾利用微博幫宜黃拆遷事件中的鐘家聯系到國內最好的燒傷科大夫，也曾為塵肺病工人鐘光偉提供過援助。然而，這一次，他要救助的是124個人。

　　12月25日，“北京廚子”訪問的第一站是古浪縣人民醫院重癥病房。近年來相繼故去的11名礦工，大多是在這里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段。房門打開，里面躺著5個人。

　　“北京廚子”后來在微博上寫道：“仿佛地獄的大門被打開，讓你看到了這世間想象不到的一面：集體走向死亡，在痛苦和絕望中。”

　　靠窗的是馬江山，他是“北京廚子”不顧一切趕到古浪要搶救的第一個病人。已經多次見證塵肺病兄弟死亡的周俊山從臉色判斷，他到了生命的盡頭。

　　此時，36歲的馬江山已經說不出來話，他在紙板上一筆一劃地寫：“我最大的希望，你們好心人能讓我的孩子有生活保長(障)……”

　　馬家媳婦一直在旁邊抹眼淚，她說家里已經欠了16萬元債務，現在病人的營養跟不上，連每天一個雞蛋都保證不了。

　　“北京廚子”當時就受不了了。他在離甘肅不遠的寧夏長大，小時候家里窮，一個月才吃一個雞蛋。所以雞蛋煮熟了，總是先用門牙嗑蛋白，嗑10分鐘，再把蛋黃放在嘴里嘬半個小時。于是，這個團隊的第一道指令，就是要求蘭大的志愿者小毛，每天給重癥病房送20個雞蛋。

　　很快，古浪縣的塵肺患者們就聽說“北京來人了”。他們在村口拉出橫幅“歡迎北京廚子、蘭大學子和各大媒體”。盡管并不知道微博網友是干嘛的，他們卻認定“希望”來了。

　　古浪縣政府也注意到這些外來者。

　　從1984年到2009年，該縣先后有416人到千里之外的甘肅酒泉肅北蒙古族自治縣的金礦、煤礦打工。后來相繼有人出現塵肺病癥狀，最新統計的塵肺病確診病例為157人，甚至超過了周俊山和“北京廚子”掌握的數字。某種程度上，這個國家級貧困縣也愿意解決這個棘手的問題。

　　“北京廚子”跟官員們談了自己的設想。

　　官員們不太明白干嘛要花錢吃飯：“要不開個聯歡會，請明星給老百姓唱唱歌，來個慈善義演？”

　　“這個太土，”“北京廚子”直言不諱地說，“你們上學時學過《為了六十一個階級兄弟》吧？”

　　官員們點點頭。他們終于搞清楚，“北京廚子”是想通過一場慈善宴會，在網絡上引發一場“全國性救援”。

　　救助行動也似乎是在向著這個方向發展。隨著救助賬戶的開通，網友們的捐款通過銀行或支付寶流向古浪；宜黃拆遷事件中鐘家的小女兒鐘如九捐了1000元；曾經開胸驗肺的河南工人張海超也在幫著聯系北戴河塵肺病康復中心；職業病防治公益網的負責人鄧江湖從成都飛過來，試圖提供法律援助……

　　不過，“北京廚子”發現，此時自己的微博已經不像出發前那樣受到關注，有時回帖不超過20條。

　　按照原計劃，他的團隊要給每個塵肺病患者家庭做一段訪談。“北京廚子”設想，5條微博足以講一個故事。這樣一來，網友們看到的就不只是“124”這個抽象的數字，而是124個活生生的人和他們的家。

　　冰冷的現實把這些都揉碎了

　　每個參與訪談的志愿者都會提起“銀月兒”，這就像是童話里女主人公的名字。

　　現實中的銀月兒卻是一位45歲的婦女，歲月在她的臉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讓她顯得比實際年齡蒼老不少。2009年，她的丈夫楊自虎因為塵肺病死去。

　　紀錄片編導小朱是個80后，他總愛跟人提起銀月兒：“來，我跟你講講銀月兒和老楊的故事。”

　　銀月兒和老楊是遵照父母之命結的婚。婚后，老楊買了一套沖洗儀器，走街串巷給人拍照掙錢，每張五元。銀月兒每次要求照相，老楊總是說，沒底片了，下次吧。結果，一張都沒拍過。

　　1997年，老楊到金礦打工。再后來得病了，躺在床上，沒事就擺弄手機。

　　“就是這個手機。”銀月兒把手機遞給小朱，小朱打開相冊，里面有老楊躺在病床上自拍的，也有老楊拍銀月兒吃飯的。最后一張是老楊給銀月兒做的大頭貼，下面寫著“love”(愛)，用玫瑰花體字寫的。

　　銀月兒看著前面的照片，哭得一塌糊涂，看到最后一張突然笑了。她請小朱把這張照片設為手機桌面。老楊沒有告訴她，那個英文符號是啥意思，他只說這是玫瑰，是我對你的祝愿。老楊啥都沒留下，死之前只托人給銀月兒買了一支玫瑰。

　　“北京廚子”起初并不為這類“愛的小故事”所動。有一天，他在電腦上看小朱拍的“銀月兒的故事”。猝不及防的，看到兩張銀月兒和老楊結婚時的照片。他無法把那個戴著大紅圍巾，一臉幸福的新娘和那個“干巴老太太”聯系在一起，與影像一同播放的，是小朱和銀月兒的對話。

　　“你生日是哪一天？”

　　“我不記得了。”

　　“你們是哪一天結婚的？”

　　“1988年11月18號。”

　　“老楊對你好嗎？”

　　“他是天底下最好的人。結婚那天我們第一次見面，我覺得他很漂亮。”

　　“有什么想對全國網友說的嗎？”

　　“如果老楊還活著，哪怕他天天揍我，我心里也舒坦；就算他癱在床上，只要我能看見他，心里也高興……你們來晚了，我的天已經塌了。”

　　“北京廚子”再也繃不住了。“就兩個字從我面前閃過去——人生。”這個中年男人發出一聲嘆息。

　　這段視頻被上傳到微博后，也引發了網友很多類似的感慨。

　　一個塵肺病礦工家里，只掛著一盞小燈泡，天沒黑，屋里就看不見了。可是墻上卻掛滿了兩個女兒的獎狀，都是英語比賽、作文比賽、三好學生的獎狀。

　　還有一個塵肺病礦工的兒子寫的作文：《假如我是醫生》。他寫：“我要好好學習，考上胸外科醫生，給爸爸治肺病。”

　　這些都是蘭州高校的學生們不忍心看的鏡頭。他們知道，塵肺病人的孩子最終都將輟學打工。對這些已經部分實現人生夢想的大學生來說，他們不能接受，“夢想就只是夢想”。

　　“我們聽到的故事都像童話一樣美好。”一名大學生志愿者說：“但是冰冷的現實把這些都揉碎了。”

　　童話的結尾總該是美好的

　　自從來到古浪之后，“北京廚子”就意識到，微博的作用已經不大了，因為幾乎與此同時，“樂清事件”成了微博上的主題。“北京廚子”有意做了個試驗，他隨手轉了一條關于樂清的消息，轉載和回復都超過了百條。

　　在微博上呼風喚雨的“北京廚子”徹底被打回現實。捐款的數額遠遠沒有達到預期，這就意味著幾乎所有行動方案都不能按計劃實施。而媒體的聚光燈也沒有按照預想的那樣打到古浪，這就意味著引起相關部門重視的可能性大打折扣。每天，他還要同時操辦好幾件事，采訪塵肺病患者，跟縣政府打交道，還要籌辦新年宴會。

　　他在微博上寫道：“在2010年的最后一天，焦頭爛額，心力交瘁。”

　　好幾次，他真的想走了。周俊山總是拉著他：“廚子哥，你走了，我們可怎么辦？”

　　“這讓我無法拒絕。”“北京廚子”說。

　　在經歷了一周的籌備之后，新年慈善宴會終于在元旦那天中午舉行。盡管原本設想的高級飯店變成了村子里一所小學的操場，設想中的紅地毯也變成了四處漏風的簡易帳篷。

　　還沒到吃飯的時候，妻子扶著丈夫，奶奶帶著孫子就已經三三兩兩地從山里往學校趕。124名礦工那天并沒有到齊。大多數塵肺一期、二期的礦工，迫于生計，仍然在外打工。不過宴會還是聚了300多人。

　　“今天大家都跟自己家的媳婦兒坐一起了吧？有沒有跟別人家的媳婦坐一起的？沒有我們就開始啦。”“北京廚子”試圖用一種輕松的方式開場。他希望今天是個快樂的新年。

　　“北京廚子”并不會做菜，他從武威請來一家專做流水席的餐館，準備了8個涼菜，12個熱菜。山里的氣溫在零下20攝氏度左右，大家圍坐在臨時搭建的帳篷里。嚼起午餐肉的時候，發出咯吱咯吱的聲響。即便如此，礦工們還是笑著說：“今天像是過年。”

　　有一桌坐的都是死難者家屬。

　　銀月兒時不時拿出老楊留下的那個斑駁的手機看兩眼，手機桌面上已經換成了兩人的合影。她連開鍵盤鎖都不會，可是每天都要把手機充上電，揣在懷里。

　　鄰座的趙紅霞也失去了丈夫。3年前，也是這樣的臘月天，丈夫臨終前拉著她的手說：“你的負擔太重了，小的孩子送人吧。跟著你也是受苦。”最終孩子被過繼給了在外縣居住的舅舅。

　　在那張桌上，趙紅霞并不是唯一一個把親生骨肉送給別人的母親。好在，在“北京廚子”的召集下，元旦這天也是個骨肉團聚的日子。

　　“北京廚子”說：“讓我們大家以茶代酒，敬11位去世的兄弟。”她們的眼淚悄無聲息地淌下來。

　　孩子是最高興的。他們吃到了糖葫蘆，還分到了毛絨玩具。最后，他們給爸爸媽媽們唱了一首《新年好》。

　　男人們都圍坐在靠風口的地方，也沒什么話，埋著頭吃。女人們一邊吃著，一邊往桌下準備好的塑料袋中夾菜。收臺的時候，服務員相對苦笑，塑料臺布被扯得支離破碎，都被拿去裝菜了。

　　古浪，即藏語中的“古爾浪洼”，意為黃羊出沒的地方。“從一開始，我就不想渲染苦難，我只想用浪漫的方式去重述古浪，”“北京廚子”說，“他們今天連溫飽還沒有解決，但我希望未來會有改變，他們也會找到自己浪漫的方式。”

　　宴會結束后，一個小男孩在抹眼淚，他的媽媽趙紅霞就站在孩子身后哭。“北京廚子”看著他們面前的空盤子，明白了。他后來專門叮囑志愿者，到廚房額外打包一份，給孩子帶上。

　　那天，紀錄片導演小朱也拍完了30盤的素材帶。他感嘆道，在這場救助中，有家屬對著電視鏡頭下跪嚎哭，有維權網的人和律師趕來尋求法律途徑，也有“北京廚子”用最新的媒介平臺實施救助。最終，在救助塵肺病礦工這個問題上，前現代、現代和后現代的這三種方式基本都失敗了。

　　“北京廚子”通過網絡上匯集的捐款近7萬元，這已經是一筆不小的數目，但也僅夠給兩三個礦工延長生命。元旦那天夜里，“北京廚子”決定，讓一半的學生志愿者撤回學校，只留下他和攝像師帶著部分學生，給每一個家庭拍一張全家福，做一段視頻。

　　“這是對生命的態度，”“北京廚子”說，“我們不能救活他們，但至少得給他們留下墓志銘。”

　　所幸，截至記者發稿前，傳來兩個消息。

　　一是隸屬于國家安監總局的北戴河塵肺病康復中心近期或派專家組前往古浪，對塵肺病礦工進行救治。

　　二是有消息稱，在接受央視一個老牌輿論監督欄目采訪時，甘肅省有關部門表示，近期或以“政府墊資，追究礦主”的方式，建立針對古浪礦工的緊急救助資金和長效救助資金。

　　就在元旦的那天夜里，“北京廚子”和他的團隊曾經悲觀地認為，他們的拯救行動已經徹底失敗了。

　　“我只想講一個冬天的童話。”當時“北京廚子”用低沉的語調說：“童話的結尾總該是美好的，雪化了，太陽出來了。”